悟徹人生

生死謎藏--第一次面對死亡

1995年8月，我升任臺大醫院腦神經外科的主治醫師，

前半年，不論腦傷手術或病人恢復情形，都還算順遂

；可是到了1996年，終於避免不掉的，要面對自己病

人的死亡。

一位自日本回國的華僑，因為先生往生，處理完後事

，選擇離開傷心地，回到生長的故鄉散散心，沒想到

在台北街頭，發生了致命的車禍。她的腦傷很嚴重，

文獻上告訴我們說：「當一個人顱內壓超過25毫米

汞柱（mmHg），就預後不好。」而這位新寡的太太，

儘管經過即時手術搶救，但顱內壓越來越高，甚至大

於30-40 -50毫米汞柱。

雖然，我心裡已經清楚的知道：「這位病人，救不起

來了。」可是，第一次面對一個病人，將在我眼前死

亡，對一個年輕的主治醫師來說，沮喪與挫敗交加。

從接受醫學教育開始，老師就不斷的交代：「醫生的

天職，就是要救人，拼了命的救！」

然而，老師卻沒教過我們，當面對醫療極限，病人救

不回來了，要怎麼辦？怎麼心理建設？讓自己坦然面

對病人死亡？怎麼跟家屬說：「我們盡力了，但是病

人已經回天乏術了。」

雖然明知道，死亡對每一個人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會

有這一天；可是，眼睜睜的看著病人，在自己的無能

為力下往生，是多麼的不知所措和懊惱！

每當面對病人唯一的家屬、她妹妹的詢問，就是說不

出口：「妳姐姐救不起來了。」

每次都只能迂迴的說：「妳姐姐狀況不太好，但是我

們會盡力再救救看！」我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去面對家

屬，說病人已經隨時面臨死亡這件事，我一心期盼，

能為家屬多做些什麼？

來減緩她滿臉七上八下的驚慌，和自己有口難言的焦

慮。 一個深度昏迷的病人，躺在床上一無所知，可是

借助呼吸器，她還有呼吸，她的心臟依然在跳動著。

「真的就不再有任何機會了嗎？」每巡一次房，我一

再的追問自己。

這樣無奈又無解的感覺，包含了醫學的有所極限、身

為一個重症醫師，想要企圖力挽狂瀾，卻又是心有餘

力不足，讓我對病人即將死亡這件事，有著很深的惶

恐不安，卻又無處可逃避躲藏。

該來的還是來了，最後的CPR，我咬牙不放棄的一做

再做，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三十分鐘過

去了，我滿頭大汗，病人的肋骨斷了。只要心臟一停

，就馬上就緊接著電擊、100焦耳、200焦耳、360焦耳

、電擊再電擊，空氣中飄散著似有若無的燒焦火藥味。

我不敢罷手，「救人天職」四個字，緊箍咒似的在腦

海極速盤旋，怎麼能放棄呢？我和自己在賭氣似的較

勁著。

「 黃 醫師，你們辛苦了，放手了吧，我不要姐姐再

受煎熬了。」最後挺身出來叫停的，是病人的妹妹。

多年後回想，這位病人給我行醫路上的震撼教育，至

今依舊鮮明。1960年，由美國發展出來的CPR技術，適

用於溺水、心臟病發、高血壓、車禍、觸電、藥物中

毒、氣體中毒、異物堵塞呼吸道等，導致的呼吸終止

、心跳停頓，在就醫前，都可利用心肺復甦術CPR，來

維護腦細胞及器官組織的不致壞死。

可是，對瀕臨死亡的重症病人來說，強加上身的心肺

復甦術、按壓、電擊、插管，卻宛如死亡儀式的開場

。醫護人員大家都心知肚明，已經不再有任何搶救效

果，但似乎少了這些步驟，就會對誰交待不清不楚。

這樣的徒勞無功的搶救，當病人一些反射性的痛苦表

情，成為家屬見到最後一面的猙獰時，家屬對這樣不

管一切，拼到咽下最後一口氣的「結果」，卻常是崩

潰的。

我常常執疑，真的是每一個病人臨往生前，都一定？

必需要概括承受，這樣一個說不出口的折磨嗎？

堅叔 的 CARE

真的沒人想要在臨終前，拖著器官都已陸續衰竭的身

體，去承受無謂的插管、電擊、及力道大到不行的

CPR。

臨終的病人，往往是多重器官已經衰竭、陷入昏迷，

最後強加上身，照表操課的搶救過程，只是多延長了

幾小時心跳而已，但病人卻也受盡有口難言的折磨。

病人還是有感覺存在的，只是因為身體功能已經很不

好了，他無法表達出他的拒絕，抗拒這樣的痛苦。當

發狠做CPR的時候，還是會讓一些昏迷病人突然醒過

來，睜大眼睛發出痛苦嗚咽聲音，只要一停手，病人

馬上又昏厥過去。

家屬或許因為不捨，而要求醫生所有能搶救的步數全

上，而醫師也常常不知道如何告知壞消息，甚至承受

家屬的情緒，很自然的選擇全力「搶救」。

當家屬見到病人最後一面，既沒安祥，甚至表情痛苦

，或死不瞑目、或嘴角淌著血時，家屬會崩潰的責備

醫生：「這樣的結果，為什麼不先跟我們說清楚？怎

麼會讓人走得這麼淒慘？」  

見多了臨終毫無意義的搶救，病人和家屬的兩邊都苦

，所以我早就看開了，簽下不作心肺復甦術DNR的意

願書了。